一般说来，现代化的标志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更是如此。在传统上，妇女被要求在家里对父母和丈夫绝对顺从，而在家庭外面，她们的自我表现和投身于社会的机会又是极小的。对妇女不存在正式教育。妇女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或担任官职。纳妾、杀害女婴，特别是缠足之风盛行，这些都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象征和结果。

传教上的事业最适合在这个方面促进变化。在跨人本世纪时，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虽然这些人中只有少数人可以算得上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人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这场运动采取许多形式。传教士当然直言不讳地谴责缠足和溺婴行为。他们也对教会成员的包办婚姻表示不满。但是，他们的最大影响是在清朝末年反对缠足的运动方面。据说1874年厦门成立了一个主张禁止缠足的传教士团体。那时妇女人教要放足，这已成为惯例：

许多学校则禁止缠足的女孩人学。致力于废除缠足的最重要外国组织是1895年在上海建立的、由李德夫人(她不是传教士)任会长的天足会；此会广泛地写作和出版时文小册子，而李德夫人还作了种种努力来影响上层中国人。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派憬悟于外国人对中国这种野蛮风俗的谴责，也热情地推进反缠足运动。慈禧太后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压力，也于1902年颁布懿旨正式废除缠足。从20世纪起，妇女缠足便越来越不合时尚了.

在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中-一个不像上面行动那样引人注目、但最后却是极端重要的做法，是传教士在教育领域内的努力。1844年在宁波开办了由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1834年成立于伦敦)监督的第一个教会女生学校(由阿尔德西小姐主持)。到1905年，新教教会小学共有7168名女生，中学共有2761名女生。

在传教士的倡导下还培养出了几名女医生。还努力在成年妇女中开展识字运动(经常以拉丁化汉字为媒介)和提供家政学的基本教育。虽然这样办的妇女教育质量很是参差不齐，但是值得加以表彰的是，截至辛亥革命前夕，新教教徒设立的学校在中国仍然是使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与中国男子大体相等的仅有的学校。

因为基督教是以反孔面貌在19世纪的中国出现的，它很可能最受某些中国人的欢迎，这些人不管其内心信念如何，在他们看来，继续披戴儒巾儒服是最没有出息的。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19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人最大的集中地是在通商口岸和香港。中国许多最早主张现代化的人也产生在沿海地区。虽然这一事实通常被人所忽略，但是这些先驱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受过传教士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影响。

太平军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对西方式的改革最有口才的发言人洪仁开(1822-1864年)于19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受过新教福音派的训练。尽管早期几个工业企业的主要人物唐景星(1832--1892年)和发起第一个留美学生使团(1872--1881年)的容闳(1828-1912年)，都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容闲还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耶鲁大学，1854年)。

一位商人(此人以前当过与伦敦会香港分会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儿子何启(1859--1914年)曾在英国得过法学和医学高级学位，回国以后成为香港最有名望的中国居民之一。何启积极参加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建立给中国人攻读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在这所学院里完成了自己的医学训练)，并于19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倡实行议会制政府。

19世纪70年代末回到中国以后，他参加了李鸿章的幕府，由于他对西方具有无与匹敌的知识，迅速成为李鸿章最器重的外交顾问。王韬的经历更加异乎寻常。在帮助麦华佗准备《新约全书》的委员译本以后，1854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礼。19世纪60年代他在香港与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译中国七部经书。

60年代末他与理雅各在苏格兰度过两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年自办报纸。王韬著的书和他每天写的关于时事和改革的政论文章，使他享有西方问题专家的声誉。1884年回上海后，他到傅兰雅的格致书院工作，90年代初，他经常为有改革倾向的传教士刊物《万国公报》写稿。

把这些人称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们把改革看成是将来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桥梁(像某些传教士所希冀的那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

19世纪对于基督徒的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王韬印行的大量著作中，无一个字提及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只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随带了一笔。)此词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些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樊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代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明治时代的许多新教教徒则用基督教取代了)。

毋宁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甚至当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一事情也常常是这样的一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说。因此，需要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