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大城市从事服务业的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农民工的工作形态逐渐出现了移动性增强、零散化程度高、工作地点相对分散等特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其中，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超过17185万人。
周锐的居住情况是沈阳市租住群居房农民工的一个缩影。沈阳市现有农民工70余万人，在最近一项对沈阳已就业的农民工调查中，自购楼房和平房的比例仅占12%，除了住在工地或工厂的集体宿舍外，大部分的农民工个人或者夫妻租房住。
环境和安全性差，交往闭塞
45岁的周锐来自辽宁朝阳市农村，18岁来沈阳打工，至今单身。周锐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沈阳七八成的单位都提供住宿，很少有人租房。2000年后，农民工开始集中在沈阳城郊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劳务市场、大规模工地，形成聚集地。在沈阳市浑南区劳务市场、和平区鲁园零工市场等地，像这样大大小小的“聚集地”有几十处。
“三个屋仨简易热水器。经常有人忘拔，插排不知道烧焦过多少回。”周锐说，他能接受环境差一点，但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还有住在这里渐渐变得闭塞起来。刚开始邻居都是本地人，随着打工者聚集，新房客都不肯住进来，渐渐地自然成了‘孤岛’。”
“那为啥不搬离这个地方呢？”周锐腼腆一笑：“还不是因为这里价格便宜。农民工聚集得多，来招工的雇主也多，工作机会也多。”
流动性大，买得起供不起
“不是没想过买房，好房子买不起，差一点的房子还不想买。”王国华说。他在沈阳打工13年，做疏通下水道的工作，每月能赚到3000元。现在夫妻两人和另一对农民工夫妻合租一个两居室。
近年来，沈阳市出台了《沈阳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办法》《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中高等教育毕业生申请公租房的通知》《沈阳市经济适用住房购买申请审核公示退出办法》等住房保障政策。
沈阳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王海霞是少数住在公租房的农民工之一。2011年9月，沈阳市为10位优秀的农民工安排公共租赁住房。当年，沈阳市新建和改建完成公共租赁住房3.87万套，将10%的公租房即3800余套分配给有住房困难的农民工，此后沈阳陆续出台了十批公租房。实际上，只有受过奖励、表现优秀和技能过硬的农民工更有机会享受公租房待遇。
“除了农民工享有比例少外，更关键的是户籍和收入限制提高了门槛。”王国华说，流动性大，让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放弃了申请。今年3月，沈阳市2018年第一批2000套公租房放出，地点是沈阳市沈北新区秀园一街2号的惠生新城。“这些项目交通不便利，而且合同一签就要三年。我们这种打工的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住，不方便。”
救济为主，兼顾改善
2017年11月，沈阳市政府出台了《沈阳市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明确将进城落户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结合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在保障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础上，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适当放宽准入条件，优化分配方案。相关专家呼吁，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时，要以救济为主，兼顾改善。
对于有定居需求的农民工，王海霞建议说：“打破户籍壁垒，让农民工也能享有经济适用房。可以根据农民工所在行业和月收入实现差异化保障，让不符合公租房条件、还想买房的农民工有机会改善住房条件。比方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经济适用房暂时租给农民工，实行半租半买的政策。”
“将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作为社区主任，李艳所在社区居住着500余名农民工，是典型的农民工“聚集地”。她建议说，居住隔离产生的障碍会阻隔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和融入。应当将农民工纳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避免集中建设出现居住隔离，采取以配建为主，以购买、改建、长期租赁为辅的方式扩大公租房房源，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