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门，从“孤儿”到院士，他从美国归来，取得肿瘤、癌症治疗重大突破！

"只做事，不问功利"，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情怀。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又胸怀祖国，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栉风沐雨百余年，一代又一代京师理学家同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汪堃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汪堃仁祖籍安徽省休宁县。1912年汪堃仁生于湖北省嘉鱼县。出生后九天，母亲病故，父亲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当时，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内任职的伯父，悯其孤弱，便把他收养起来。1928年，汪堃仁中学毕业，原拟攻读工科，走"工业救国"之路，但因家境清寒，改考北京师范大学预科。预科两年，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对生物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因而在预科结业后，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他虽体弱，但学习勤奋，无论是课堂听课、实验操作还是课后作业，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除了教师讲授的内容外，他还到图书馆阅读参考书籍，收集中外资料，认真钻研，在生物系的四年，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此外，他还选修了化学系、英文系的一些课程，为他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汪堃仁留系任助教，负责生理学、比较解剖学的实验课。后在生物系主任郭毓彬教授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下文称协和）深造。在协和期间，他进一步学习了生理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人体解剖学等课程，并在著名生理学家张锡钧和林可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迷走神经和垂体后叶反射的研究。

在协和的两年，汪堃仁在《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上共发表了3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从张锡钧、林可胜教授身上学到了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素质和作风，这对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汪堃仁毅然决定离开协和，到抗日战争战场的后方去，到已迁往陕西省城固县的母校——西北师范学院（即北京师范大学）去。1939年5月，他携带妻女（当时长女2岁，次女才6个月）和简单的行装，开始了西北之行。他们历时四个多月，行程万余里，冒着炮火、走过废墟、受尽长途跋涉之劳，饱尝蜀道难行之苦，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西城固。

期间，汪堃仁考虑到内地教学一定很需要生理仪器，便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找到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医学院生理教授蔡翘所主办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几套生理实验仪器，以备教学之用。

汪堃仁到校后，不顾生活艰苦，不怕工作困难，一心投入教学中。先后担任过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解剖学和组织学，体育系的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以及家政系的生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由他带来的生理仪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春，经师友们的联系推荐，汪堃仁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临床科学系进修，在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艾威（Ivy）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他由于基础扎实，又有实践经验，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汪堃仁自行设计，反复试验，制成了一台可供细胞学和组织化学使用的简便的"冰冻真空干燥器"。这台仪器的制成，对当时简便冰冻干燥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多年来国外许多文献中常引用这一结果，也奠定了他此后从事组织化学工作的基础。

1949年7月，汪堃仁突然接到署名"华北文化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领导的电报，催他尽早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意识到这是祖国对自己的召唤，便决心立即回国，并谢绝了艾威老师的挽留。同年8月初，他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北京。

自上世纪80年代，汪堃仁开始注意到"细胞骨架"和癌化的关系问题，并和同事们对cAMP对癌细胞分化的调节作用，以及cAMP细胞骨架与癌变及逆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为肿瘤细胞的早期诊断，以及环核苷酸、细胞骨架与细胞逆转的有关理论建立基础。

汪堃仁曾说："回顾我的一生，我感到自己也是幸运的，虽然历经坎坷，贡献无多，但我的命运始终和祖国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我的生命，我的全部热情，我的喜、怒、哀、乐，也就都寓于这一事业之中了。"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在教学工作中，汪堃仁始终孜孜以求，未敢有丝毫的懈怠，用他的专业、敬业、爱业，谱写了一代京师理学家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