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企业的百年长青，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负责人，荣德生非常重视后代的培养。实践证明，他在育儿方面相当成功。
荣德生19岁结婚，21岁第一次当父亲，51岁最后一次作父亲，他有7个儿子9个女儿。
受传统影响，荣德生在子女的培养上强调男女有别，“对女学重在治家，男学重在治事”。他的几个女儿除小女儿荣毅珍到美国留学、八女大学毕业外，其他的都没有上大学。他认为母亲在子女的成长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女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才而是德，他说：“古语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虽非正论，然余所希望之才，以能治家、知大体、明事理、教子女、睦家室者为上。古今中外伟大人物之成功，得力于母教者甚多。母教贤良，其行为必孝悌，其任事必诚笃，其待人必忠信，对社会义务必肯尽力，经营事业不图居奇，不取意外之财，谨慎从事，勉为良善，庶几不上辱祖宗父母、下损自身及儿女声誉。”
对儿子的培养上，其一，他希望不要特殊化，毕竟生在“先富起来的”家庭，小孩易自高自大，俯视众生。荣德生没有让自己的子女上什么贵族学校，而跟左邻有舍的孩子一起在自己创办的公益小学(男校）、竞化小学（女校）、公益工商中学读书。
其二，强调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7个儿子采用三种培养方式，一种是到国外上大学（如老三、老五、老六）；一种是国内上大学（老大、老四，老七国内毕业后去美国上学）；一种是不上大学，用传统模式来教育（老二）。
荣尔仁17岁时，父亲为他请了两位“高大上”的家庭老师——江衡专课国文，荆梦蝶教“小学”，小学是指有关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知识。
江衡（1852-1926），字霄纬，江苏吴县人（今苏州）。1894年考中进士。同年5月，改翰林院庶吉士。1910年，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著作有《溉斋诗存》《溉斋杂识》《溉斋算学》五种、《霄纬诗文集》等。其兄江标,官翰林院编修，博学工诗文。荆梦蝶(？—1932年）是位很有造诣的国学专家，丹阳人，字少英，在武进、丹阳、无锡等地中学任教多年。
以企业管理为职业的荣尔仁去接受传统的国学训练，荣德生并非任性而为，而是深知这些才是基础的基础。打好国学基础，再去学管理，事半功倍。
1927年初，国民革命大潮之下，年轻中学生无比亢奋，不守校规焚烧典籍，参加相互对立的政治组织。局面失控之际，荣德生、华绎之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各自关闭了所创办的私立中学。这样荣德生的几个儿子失学后如何教育成了问题。
与钱孙卿等商量后，荣德生决计采传统书塾精神，在梅园内设立豁然洞读书处，以钱孙卿为主任，订定课程，以国文、英、算、国术为主。聘请朱梦华先教国文，英、算许心鲁，国术侯敬舆。初、高中均缩成二年毕业。进此读书的学生只有十多人，他们的父母与荣德生沾亲带故，学生们都住在梅园。
在教学计划的设计上，荣德生非常强调国学基础，他说：丁卯以后，世风丕变。私人窃议，欲求生活，必先具生活之知能，故常识不可不充足，文字不可不通顺，以达意志，以记事物，则国学实为民生之宝筏。有国学为之基，而后更研科学，本所有之常识，藉文字以发挥，其思想自有条理，其宗旨于以纯正，不论何种科学，均易集事而程功。是吾国文学之教课，允为当务之急已。
读书处的重心以国学为主，朱梦华这位“教练”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朱梦华对学校国文教材很有看法，认为“学校教科本选材欠慎，东鳞西爪，古今杂糅，一若绝无标的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新的课程设计——“自订读书处国文教授学程凡五阶段，分授四年毕业。第一年授短篇《国策》，以牖启其思路，是为一阶段。第二年授《史记菁华录》，以发舒其笔调，是为一阶段。第三年授姚编《古文辞类纂》，以裁整其体例局度，是为一阶段。第四年授《昭明文选》、短赋、乐府、书笺、弹檄、《楚辞》，以藻饰其华采；并选授周秦诸子文字尤雅驯者若干篇，以开展其思想识见，是为一阶段。由是而一通至于今日通用文字，悬此以树鹄的，按程而进，有本有源。有好学者循辙而前行，吾必其不至如昌黎所谓操舟入断港绝河，迷途而不返也。诸生由是途者四阅年”。
这样读书处与普通中学相比，国学课程更全面更深入，“所授经传则有《孟子》《孝经》《礼记》《诗经》《左传》，文集则有《菁华古文观止》《古文关键正读》《古文辞类纂》《昭明文选》，史鉴则有《国策》《史记》《通鉴辑览》《西洋史》，《近代史》，诸子则选录《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墨子》”，此外读书处还聘请年迈的杨筱荔为豁然洞读书处经史古文教席，他“以掌故政事之书为课余之讲习”。杨志濂，字筱荔，号评莲，晚号希逸，室名寒翠居，江苏无锡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历任湖州、严州、宁波知府。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仅得到良好的文字训练，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能力也得以提升。这里以两篇文章来呈现其教育水准。一篇是16岁的荣伊仁作文，一篇是13岁的荣毅仁习作：
论自由结婚离婚之利弊（荣伊仁）
近日世界文化发达，揭自由为人生要的，谓非得自由不足以除束缚，而入光明乐趣之途也。尤以结婚为人生大事，必付自由以快一生，不宜从古时婚制，戕贼爱情。盖古之婚也，一凭媒妁之言，父母之意，或迫于势利，或诱于金钱，遽行订婚。为父母者，不察传言之虚实，势权之高下，金钱之厚薄，以及子女之向背，而强合之。其既婚也，不论性情之和乖，主意之同异，而勉居之。由是往往为妇者不甘助内，为夫者不乐治外，各走极端，同床异梦，岂不痛苦!
夫人情莫不欲求美妻从贤夫，惟以迫于环境，每不能各如其所念。盖为势所劫，有不得已也。今日所以提倡自由结婚者，殆为此欤。自由结婚之目的，全以感情溶合为主，如有破裂，复得自由离婚，无强合勉居之弊，其利一。未婚之前，广交朋友，由光明之恋爱进而为正实之结婚，不为势位所迫，不为金钱所诱，其利二。
虽然事之有利者，亦必有弊，势之所必不得免也。自由结婚与离婚亦然。盖结婚自由，则必社交公开；社交公开，则必有恶劣份子混杂在内。苟交之不慎，误择非偶，不惟无幸福之可言，甚致败身裂名，不其危哉！抑且结交速者，其破裂也速；会合易者，其分裂也易。其故何哉？患在好疑而相狎也。夫狎者，万恶之所生也。夫妇间之口角，无不由此。既有口角，因而多疑，疑则、举一动尽不合意。既不合意，必循至离婚，由是乖睽必日多。夫离婚日多，其非社会之福明矣。此数端，皆自由结婚之弊也。世之讲求自由结婚者，苟能去其弊而求其利，则不特造社会之福，抑亦家庭之乐境也。
训子（荣毅仁）
比闻尔在外，好事奢靡，不务商业。尔年事已长，非稚龄可比，须知奢靡害人，失业倾家，皆由此也。吾家自汝曾祖业商，积铢累寸。汝祖继之，得少居积。吾已奢矣,而汝乃加甚，可无戒欤？且人见汝之奢侈，必美而谋汝。汝以奢侈之故，而身就人害，我心何忍？且服用过奢，易致受伤，吸烟饮酒，尤其甚也。钱财之物，得之非易，而汝乃挥之如粪土，不稍可惜，转以汝父为吝啬。
乃父非吝也，实汝奢侈过度，故觉乃父吝耳。自后当戒，勿为过甚。
又闻，汝好与人讼。讼狱伤费，仇人取怨。且与人讼，则必延律师，费已先偿矣，而胜负未可卜也。胜仅足以抵律师费用，负则偿且不资，是讼之害也。亦当戒之，勿蹈也。
再者，汝又无恒，颇喜效慕侠客。夫侠客而果有朱家、郭解、杜季良之辈，固可效也。然学之不成，尚有类犬之消。况今之所谓侠客，类皆乡中之无赖，趋邀酒食好勇自诩之徒耳，非所谓好义者也，安可效乎？
曾国藩与诸弟言“凡事必须有恒”，马伏波诫兄子以“敦厚周慎”。谅汝亦曾读之，何迹其所行，乃反乎此耶？其速自忏之。
要言之，以上四端，汝皆常犯。往过已矣，其后来者不可再蹈故辙，伤汝父誉也。
其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26年夏季，乘暑假之便，伟仁（荣德生长子）、溥仁（荣宗敬长子）、尔仁（荣德生二子）及王启周，跟随汪孚礼学习纺织。汪氏“虽在大病之后，元气尚未恢复，但见此翩翩公子，在这十分炎热的时候，竟能下此身段，做功实研究的工夫，精神也提起不少。于是为之半日上课，半日领往车间实习，虽挥汗如雨，亦所不顾，实值得可敬可佩。两月之后，复领往上海各名厂参观数天，作详细比较为时虽短，极感满足。暑期结束后，伟仁溥仁仍赴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直至毕业。而尔仁、启周二君，重回无锡，又偕往车间实地工作半年。迩时鄙人尚是单身住厂，夜间和二君研究日间所实习的各项工作而外，辄纵谈纺织界大势，乐而忘寝，兴之所致，每于下半夜二三时，争弄茶点充饥。迄今思之，犹饶余味。当年深夜理想上的谈话资料，至今日已多成为事实。惜乎王启周君，一年之后，短命而死，长才未竟，不独申新纺织公司失一健将罢了”。
汪孚礼，1886年生，21岁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堂，后任小学教师3年。26岁他自费东渡日本，次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纺织专业，被补为留日官费生。在日本刻苦攻读7年后回国，应聂云台之聘任上海恒丰纺织新局技师。两年后被新建的大中华纱厂聘为总工程师。1925年他受荣氏兄弟之邀请，出任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总工程师。汪孚礼随后调任上海申新第二纺织厂厂长，并任恒大纱厂协理。此后，汪又为许多纱厂延聘，任鼎新、大通、永安、大生、豫丰、豫康、中一、广益、仁丰、雍裕、晋华等多家厂商顾问。
汪孚礼在从事纺织工商事业的同时，还热心参加纺织学术活动。他是1930年创建的中国纺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学会第一至第六届执行委员及第八届理事。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以及在技术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汪孚礼在20年代与30年代发表大量文章，探讨技术理论，总结技术心得，揭露管理弊端，提出革新倡议，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与热烈欢迎。
半年间，18岁的荣尔仁与40岁的汪孚礼朝夕相处半载。汪悉心指导，尔仁虚心求教，比较好地掌握了纺织业的流程与要领，这为他成长为一个优秀管理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轻的荣尔仁刚开始在无锡跟随父亲，历任申新第三纺织厂工务员、厂长助理，后被荣宗敬调至上海任申新第一厂厂长。
“在外人看来，以为我在自己父伯办的事业里，必然是一帆风顺，一下子就做经理。其实，我却是练习生也做过，车间也跑过，日夜班都做，在我踏进工厂后，我为改进技术得罪了许多父辈同事，我也曾为了改革陋习，给工人包围过。后来，我知道，办任何事都绝不是一个人好得起来，必须所有的人全好，那事业也才能好。所以我最初办厂很独裁，事无巨细，都由我一个人管;后来，我发觉我这是错误，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耳目也总有不周，不免顾此失彼。所以，我在十年前，就决采人才分权主义，我所请的同事，很少亲属戚党；只要是人才，我请到后，就给他部门职权，让他完全负责，决不令他稍有牵制，高级同事不够，我就向外延揽，低级的，我就开班训练，自己培植。虽然有人说，在中国还谈不上民主，但我个人的经验，则只要真能分权，真能信任贤才，人事上的麻烦或许虽略有增添，至于事业的进步，却要快得多。”
在荣尔仁的管理下，申新一厂发展较好，但其兄荣伟仁所掌管的申新二厂却困难重重。后两兄弟职务对换使两厂都欣欣向荣。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里讲述了这次调换的“内幕”：
申二设法开工，但迟迟未有办法。中行邬君因往来颇熟，余时至行小坐，始知其自幼聪慧，十四入泮（指考上秀才），旋游学日本，习经济，颇有根底。一日由沪返锡，问余：“申新各厂现均已上轨道，天天生利，惟二厂独坏，至今尚停。”余谓：“凡事皆有运，上好纺机到了二厂就是最坏。试问六十支双股，上海哪家能纺？申二老锭九千二百枚，新锭四万余枚，如何会坏？惜余不能兼顾，若经余手，必不如此。”邬君忽问：“你世兄均能做纱厂，哪位最好？”余答：“二儿在申一比较活动，大儿在申二、五，兼有仓库，但因乏经济周转，所以停耳。”不知其暗中留意，至沪与总行说及。不久，二宋（指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编者注）约兄谈，如调尔仁至申二，决放款组织银团，可开工。兄允照办，即调大儿至申一，二儿改申二。申二开工以后，大加改革，二儿一切秉公，办事有条理。后来庄款几独任还清，大押款亦分担不少。大儿接任申一，颇有头绪，口碑甚佳，天天有利。一二年内，纱锭添至十二万三千枚，粗细各支纱线应有尽有；布机一千一百台，计划扩充至一千五百台，规模宏大，为申新各厂之冠。
1929年，荣氏家族企业茂新、申新、福新公司同仁合影
荣尔仁（1908-1994）是荣德生七个儿子中惟一没有上过大学的，但却是七个儿子中学位最高的，1947年光华大学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个“土八路”因得江衡、荆梦蝶、汪孚礼等名师的指点，走了一条独特的成才之路，以下是他40岁的一次演讲，可见他对管理学理解已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
兄弟既然要讲什么是管理，不妨说明一下，总经理这一职位做的工作是什么，而从工作来决定管理的涵义。兄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说这管理的涵义。譬如说，我们要把一架很大的钢琴搬到三层楼上去。这一件工作，在未搬以前，一定要有一个人估计一下，这架钢琴需要几个人来搬？怎么样搬法？是从楼梯上去呢？还是从窗口上去呢？这一部份工作，可以说搬钢琴过程中的设计工作，或称计划工作。搬法决定之后，假定是从楼梯上搬，同时人数也决定了，这个人就时时刻刻的在那里看，又怕钢琴碰坏了墙，又怕钢琴本身碰坏了。从表面上看，这个人好像并没有在那里搬钢琴，但是他的作用同他的用处，比实际搬钢琴的人更大。这一部份工作，可以说是监督的工作。除此之外，在搬钢琴的时候，也许有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就给他们帮一下忙；也许前面有一个人走得太快，他就可以叫他走得慢一点。这个人的任务，就是指导每个人的工作速度，能够得到快慢适当。这一部份工作，也可以说是联络的工作。这些工作之外，有的时候一个工人觉得太辛苦，那么或者可以说两句话，请他帮帮忙，或者安慰他两句，这个人的力量顿时又增加起来。这一部份工作，可以说是增加士气的工作。虽然兄弟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把钢琴搬到三层楼上去，假定说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估计，用多少工人？怎么样搬法？同时，时时刻刻要看钢琴有没有碰坏？或者墙有没有碰坏？这并不是说，每一次搬钢琴一定要有一个人做这些工作。但我们试问，假定没有这个人在那里，那钢琴能否搬得上去？我可以说，钢琴迟早是可以搬上去的。但如果没有这个人在那里估计和监视，其结果可能是先用少数人来搬搬，搬到楼梯上，人手不够，再去叫人，或者搬到二层楼，转弯转不过去，再把它搬下来，从窗户上吊上去。这么一抽，那么一抽，钢琴虽然一样能够搬上三层楼，但所费的时间是多了，人工又浪费了，并且还可能碰坏钢琴，或碰坏墙壁，甚至把工人的脚碰伤。这样的工作成绩，是多么的坏！假定说，我们在未搬钢琴前有一个估计，在搬钢琴的过程中能加以监视、帮忙、鼓励，使工作互相平均，其结果把钢琴在很短时间之内，不碰坏墙，工作时间也不浪费，这个工作成绩就好得多了。兄弟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这个人是谁。在表面上看，这个人并不在抬钢琴，也并不用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在天天所看见的例子中，他的功用是很大的。
把这个例子应用到工业上来讲，实际做生产工作的就是工人，但在另一个办公室里，看到有一位坐在那里不是实际在工厂里工作的，他也许是厂长，也许是经理。他所做的工作，有的是有人去向他请示，有的是见见客、谈谈天，看来好像是很舒服的工作，但是这个经理或厂长，就是兄弟说明搬钢琴例子中的那个人。在搬钢琴的时候，各位听众已经明了，那个人虽然不是在实际工作，但是那个人的存在与否，与搬钢琴的关系却很大。在搬钢琴的一例中，那个人的工作，可以分成四大部份：第一是设计或者说是计划的工作，英文说起来就是Planning；第二是监视的工作，英文是Control;第三是互相联络的工作，英文是Coordination；第四是增加士气的工作，英文是Morale。于是管理人员的工作，是计划、监视、联络和增加士气四者。这样，我们从工作上来决定了管理的意义。所以，管理的定义可以讲：“管理是有效的计划和对各项工作进行指导的责任。这责任，包含各步骤的设计和维持，并监视其与原计划是否相同，联络各工作人员同心合力，照原定的工作计划进行。”这定义，包含上面所说的四部份：计划、监视、联络和增加士气四项的意义。兄弟也是管理人员之一，根据上述管理的定义，则兄弟的工作在表面上虽然不是实际做工作的人，但兄弟天天在那里计划、设计，时时在那里监视各项工作是否与原定的计划相符合，并且顾虑到各项工作是否联系，有无重复，并给各位同事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
这是一个广泛的定义，也可以说是基本的定义。平常我们谈到“管理”，一般是工资制度、奖励制度、组织系统，或者说是办事细则，再可以说是工时研究(TimeandMotionStudy），这些是管理的方法，并不是管理。方法的应用，需要看各种事业性质的不同来配合的，希望各位听众不要将管理的方法认为就是管理。现在一般人往往因管理人员应用管理方法有错误的时候，大家就认为管理是不行，这是应用的错误，并不是管理的不对。试问哪一个事业不需要计划？哪一个事业不需要监视？也可以说，每一个事业都需要各部份有联络，工作人员有士气，希望善为区别。
这样说来，每个事业都要有管理。难道说，事业无管理，就无法进行了吗？这点兄弟是不敢断言的。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决定的，那就是事业虽无管理，也照常可以进行，好比前面所说的一个搬钢琴的例子一样，钢琴总是可以搬到三层楼上去的。但是他的结果如何，那就显得出有管理和无管理的大不相同了。事业无管理，其结果一定是浪费了很多的物资、人力和时间，浪费了极大的成本，而做成一件事。事业有了管理以后，经过计划、监视、联络和鼓励人心的步骤，其结果一定是以小的力量，得到大的效果。有了管理的事业，其对物、对人、对财的支出和成本，必较无管理的为低，这点是兄弟可以断定的。
因时局原因，荣德生的子女除荣毅仁、荣鸿仁外，多数都移民境外，与本土脱离后，他们的事业不彰，他们的信息也匮乏。
留在国内的荣毅仁因缘时会，成为荣家事业的集大成者，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私有企业公私合营的代表与旗帜，他被誉为“红色资本家”，1993年他担任领导，更为荣家赢得声誉。
育子方面荣德生交出满意了成绩单，成功源于他的忧患意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对此有阐述：“富裕之家收入有余，终日无事，则聚赌游戏者有之、跳舞娱乐者有之，反致家政废弛，子女学业荒堕，置之不管，反以为天生幸福，应有享受，何必自讨苦去做事及教子女乎！类此者甚多，沪上富贵之家绝少久传，实因不肯勤俭故耳。如聂云台先生家，已传七代，其太夫人为曾文正幼女，自幼得父母之教，至老不忘，更能身体力行，事事为子孙表率，子孙亦恪守家法，专心事业，居家守旧，而学识维新。可见教育勤俭实为传家持久之根本，切勿视为老生常谈！生于富家即认为有产可恃，有房产利息收入，可吃用不完，遂不事劳动，终至坐吃山空。要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顾后来，传必不久也。”
这种意识使他早早地就注意让子女不要有优越意识，不要溺爱而成为纨绔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