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去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办事，看见大家都在忙碌下午的一个活动：“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开幕式。见此，不禁心潮澎湃，想起了20年前的那段往事----我亲历的《永乐大典》再造工作。借此机会回忆一下，记录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2000年年中某日，周和平馆长把我和郭又陵社长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浙江的J先生想影印馆里的《永乐大典》，你们想不想做？如果想做，尽快拿出一个方案，一定要做好。我们当即表态愿意做，并且一定做好。回到社里，我们冥思苦想之后决定，一步到位，仿真制作。周馆长很快就批复，同意。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永乐大典》四开本，国图及大陆地区其他馆共藏有160余册，朱墨双色，宣纸，包背装，费用肯定不低，还不知卖不卖的出去。当时社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年销售回款也就几百万元。果然，经过一番询价，都是天价。最后社里决定，对出版社的珂罗版车间进行改造，购置胶印机，自己印制。首先要解决底本复制的问题，那时的善本部可没有现在的条件，一切都得社里自行解决。
为此我们购买了一台A3幅面的平版扫描仪，型号忘了，是深蓝色的，花了20000元。扫描仪放在善本部办公室。此时善本部主任是张志清，副主任是陈红彦和苏品红，他们三位，还有负责资料管理工作的金靖，同在一个办公室。扫描仪就放在一进门左边的角落，每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扫描《永乐大典》。
说起扫描员苑丽红，颇有戏剧性，她是我从北三环双榆树一家家政公司找来的。之前我们在正规渠道招不到合适的人，都嫌工作单调、收入低（每月600元）。后来我想，索性就找一位保姆，现敎她扫描。我那天到家政公司（就一间门脸，很小），发现小苑一人在屋里坐着，我说明来意后，她马上说很想干，只是从未使用过电脑。我说，不会没关系，一教就会。她是稻香湖地区农村的，人看着很朴实。第二天她就去上班了，我教她从开机到扫描，再到存盘，不到一个小时她就学会了。为了保险起见，我把开机后的所有操作流程写在一张纸上，供她参考。第二天张志清问我，你从哪个村招来的人啊……。有点挖苦我的意思。过了一个礼拜，张志清偷偷对我说，你招的这位保姆太棒了，做事认真，吃苦耐劳，还特机灵，帮我们也招一个吧。
从那之后，我隔一天就去善本部拷一次盘。那时还没有移动硬盘，外挂一个机内用的金属硬盘，容量80兆，今天看起来不免可笑。要把计算机机箱侧板拆掉，用数据线和电源线把硬盘连接到主板上，有时还要“跳线”才能“找到”外接硬盘。拷好的硬盘交给刘学康、王永玲两口子的排版公司，他们为社里修图排版多年，非常好学，经常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他们修图后出红、黑两套软片交给社里珂罗版车间印刷。
印《永乐大典》的宣纸，是姜红和晓燕两位同志去浙江采购的，按照社里提供的样张定做的，一张正好是《大典》一叶，当时的价格是0.5元一张，到2010年涨到了3元一张。包裹封面的黄色绫子比较贵，我们去产地湖州买的白色绫子再染色，就便宜了不少。印刷完毕，是任保全先生的大兴古籍印刷厂装订的。
2003年底，仿真印制的163册零一叶的《永乐大典》竣工，全套定价160000元，差不多1000元一册，定价有点超前了，所以销售不畅，一度将折扣降到五折。2004年5月，在国图召开《永乐大典》编纂六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会上专家发言狠批我们做的《永乐大典》，说做的如此豪华，学者根本不需要，也买不起，等等。搞得我们相当狼狈。但晚上宴会就餐时，与我一桌的黄永年先生却大加称赞，说做的太好了！《永乐大典》就要做成原汁原味的。听了黄永年先生的话，我们心中就有底了。果然，后来这部《永乐大典》成了热门货，150部售罄后又重印了。另外，2004年国际研讨会之前，郭又陵社长请任继愈先生以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名义，呼吁海外所藏《永乐大典》以数字化的形式回归祖国，同时影印再造。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后，亦加强了《永乐大典》回归的工作。
仿真印制的《永乐大典》质量确实不错，虽然它出自一间不到100平米的印刷车间。车间就在文津街分馆院内东墙，紧挨着北海公园，后来因环保问题搬走了。我们是馆藏、编辑、印刷三位一体，稍有一点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味道，所以仿真的效果很好。淘汰下来的废书叶，每张10元卖了不少。二道贩子买走一部分做旧，装订成册，假冒原装在潘家园出售，我就看见过。河北省某电视台总编室主任上当，花40000多买了两册。拿到我社和善本部鉴定，知道是假货后非常气愤，说我们不应该出售废书叶，要求社里赔偿他的损失。此事也佐证了这部《永乐大典》的质量，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