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勤俭节约，未经同意屋里的东西不能轻易抛弃
顾金凤是宋庆龄身边的第三个保姆，她从1973年5月1日起至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了9年。1982年春节刚过，顾金凤刚回到上海宋庆龄故居，又应邓颖超的邀请，前往北京，在邓颖超身边担任保姆。由于身体原因，同年6月中旬，顾金凤又离开了邓颖超，离开北京。
回到上海后，她先由组织安排在上海市委机关托儿所传达室工作，1985年5月又应工作需要，调到香山路孙中山故居，担任安全保卫等后勤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2001年5月26日，笔者在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宋庆龄基金会的帮助下，登门拜访了顾金凤夫妇，并在顾金凤夫妇的热情接待与无私帮助下，圆满完成了采访计划。
汤雄（以下简称“汤”）：顾阿姨您好！请谈谈您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前后经过。
顾金凤（以下简称“顾”）：我是1973年到首长身边工作的。那年我33岁，已经生了五个小孩了。我当时在家里带带小孩，绣绣花，活计是从苏州、木渎的绣品发放站里接来的，绣完了，再交还发放站，赚点辛苦钱。有一日，兴宝阿姨突然到乡下，寻到我家里来了。我知道她新中国刚成立时就到上海去帮人家了，现在听说在上海一个大人家帮佣，每个月能拿几十元工资呢。当时她拉住我的手问我：“金凤，肯不肯跟我一道到上海去帮人家？”当时，我心里很为难。到上海帮人家赚钞票是高兴的，但家里五个小孩都小呢，最大的才14岁。
谁知做梦也没料到，晴天里响起一个霹雳：1970年刚立秋，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我的丈夫高金福出车祸，甩脱我们娘六个独自走了！兴宝阿姨找到我时，我真的左右为难。后来我才知道，兴宝阿姨回到木渎，就把我的情况让顺孚写信，寄到上海去，向首长做了汇报。我是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听说首长的条件是，一是要年纪在40以下的孤身寡女；二是要吃苦耐劳；三最好是苏州女人，而且会缝缝补补的、手巧的……
在整个屋里，除了首长外，李燕娥的威信最高
汤：当时你紧张吗？
顾：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看得中看不中我。进了首长的房间后，好一会儿我才看清房间里。首长正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牢看着我。我连忙按照李大姐的关照，上前叫了声“首长好！”宋庆龄朝我点了点头，然后戴上一副老花镜，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她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面相和善，笑呵呵的，我就估计我会被她留下来了。后来，宋庆龄就对我的家庭身世等问了一番，才郑重地对我说：“小顾，我这里就像是部队，你来到这里，就等于是当兵了。当兵的有规矩，那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命令下来了，哪怕天塌下来也要跟着部队走。所以，你到这里后，一切都要像参军当兵一样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你做得到吗？”我连忙点了点头。接下来，首长的话就讲到我心里去了，她讲：“小顾呀，你刚到此地，肯定想家里的。你不要哭。至于乡下的小人嘛，也在一天一天长大，何况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在照顾，有地方政府在关心，所以，我劝你也不要过多放在心上。”
我知道宋庆龄在宽慰我，所以我马上回答她说：“请首长放心，我既来了，就要安心的。”我说完，宋庆龄就让我下楼去了。在楼下，李大姐还特意关照说，首长楼上的房间里，不接到命令，谁也不能随便进去；首长十分注重勤俭节约，屋里的任何东西不经过她的同意，都不能轻易抛弃。
汤：您觉得李燕娥这个人怎么样？
顾：李大姐这个人呀，你不要看她长相粗，实际上心里蛮细的，家里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也是单身，没有生过小孩，听说年轻时嫁过人，后来离了，所以她吃穿不愁。不像我和兴宝阿姨，拿了工资要连忙寄回家去。她毕竟是北方人，不怎么会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自家的衣服鞋子也不会做，要到外面买。明明当月发的粮票还没用完呢，她自己就忘记放在哪里了，我经常听见她对宋庆龄说：“太太，我粮票用光了。”
汤：你们三个人的工资都是宋庆龄私人发的，吃也都是吃宋庆龄的，还要粮票干什么？
顾：工资是首长私人发的，但在食堂里吃，我们是都要交粮票的，这是规定。不过，后来首长走后，我的工资就是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发的，我也正式转为国家干部了，定行政21级,当时每月的工资是50元。
汤：可惜李燕娥走得早了些。
顾：是的，她走得早了点。有一年，首长私下里对她讲，叫她领个小孩，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所以李大姐领养了一个女儿，只有十来岁，是上海的一个孤儿，跟她姓。当时，她们娘俩的一日三餐都由楼下的食堂供应，只有洗洗涮涮等家务活才自己做。当时，她的女儿还小，还不会做，所以，只能由李大姐亲自动手。可是，李大姐人胖呀，洗的时候腰也弯不下来，几件衣服常常要洗好半天，累得直喘粗气。我看不过去，就主动帮助李大姐洗。李大姐为人直爽，脾气也急躁，在整个屋里，除了首长外，她的威信最高。
在整个屋里，除了首长外，李燕娥的威信最高
李大姐特意把我拉到一边，说：“金凤，首长已经看中你了”
汤：据我了解，宋庆龄后来非常信任你。
顾：是的。我到上海家里后没多少日子，首长就带我一起到外头参加活动了。她身体不太好，总归要有人陪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搀着她去参加活动的地方是上海少年宫。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陪首长外出。从少年宫回来后，首长又用照相机里剩下的胶卷，亲自为我和李燕娥、张珏、钟兴宝阿姨四个人拍了一张合影。从少年宫回来的第二天，我就跟着首长到北京去了（据《宋庆龄年谱》记载，是1973年5月29日。笔者注）。临走前，首长和我们开了个会，她说，考虑到李妈年纪大了，上海家中也需要有人负责照管，所以，就决定让李妈留在上海，全面负责上海家里的事。到那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已正式通过了首长的考察和考验，被批准留下来正式工作了。
事实也是这样，后来，警卫秘书曾对我说：“小顾呀，你不知道，你没来之前，我们已找了好几个人，但首长都不满意，现在你终于能够留下来了，我心里一块石头也可以落下来了。”临出门去北京时，李大姐特意把我拉到一边，咬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金凤，首长已经看中你了，到北京后，好好干。还有，我每月给你存上一张贴花，以后你用它贴补贴补家用吧。”这几句咬耳朵话，说得我的眼泪也差点流下来。
汤：什么是贴花？
顾：贴花是当时银行的一种存款，每张贴花2元钱。钞票不多，但它是李大姐对我的一片心意呀！何况在当时这2元钱对我来说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呢！她肯定是因为我帮她洗衣服、帮她小人洗澡而谢谢我的。李大姐绝对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公正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首长在我面前就像个小朋友
顾：刚开始的时候，像熨衣服、烧咖啡等事情，我都不会，连给闹钟换电池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有时候心里难过，只好背地里一个人哭。首长的眼睛多尖哪，有什么事情瞒得过她？有一次，首长特意把我叫到房间里，笑眯眯地对我讲：“阿金，你不要急，有些家务事你不会做，我会慢慢地教你的，你不要怕。”我本来倒不哭，首长这样一讲，我倒又要落眼泪了。
其实，兴宝阿姨把我介绍进去，她自己也觉得轻松不少。一天吃午饭时候，兴宝阿姨先吃好午饭上楼接班，换下我。我刚走到楼下，才扒了几口饭，突然警铃响了。我吓得连忙甩下饭碗就往楼上奔。你不知道，这只警铃是装在首长房间里的，不遇到要紧事情是不会响的。果然，出事了，我奔到楼上一看，只见首长和我阿姨一道仰面朝天跌倒在卫生间！我看见了吓得要命，也不知道我当时什么地方来的力气，冲上去一抱，就把首长抱了起来。我问首长受伤没有，首长摸摸手，拍拍腰，踢踢腿，笑着摇摇头对我说：“没有事体，没有事体。金凤呀金凤，你一来就把我抱了起来，你什么地方来这么大的力气？好像大力士。”从此，首长要上卫生间、洗澡或者要外出，就再也不敢劳驾我阿姨了，只要我一个人。
首长最后一趟到外面开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有关加拿大授予学位的一个会议（据《宋庆龄年谱》记载，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的活动。笔者注），那天人太多了，我就不能陪着首长一道去了，首长没有办法，只好在临出门时对我说：“阿金，你在屋里看电视，看我好不好（指形象。笔者注）。”我心里想，这年的4月底，首长已多次发高烧，喘气吃力，心跳加速，她的身体十分虚弱。这趟她一个人带病参加会议，吃得消吗？真叫人担心！所以，首长走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定地坐在电视机面前，看电视上的实况转播。别人不清楚，我清楚，那天临出门时，首长又像上次那样请医生帮她打了不少针、吃了不少药，生怕到时候身体撑不住。
不过，在电视上看，首长的精神倒还好，她身上披着斗篷（荣誉博士的礼服。笔者注），坐在轮椅上，还用英语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呢。接下来，王炳南（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笔者注）也上台讲了很长一段话。当然，我是一句也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我只是提心吊胆地在电视机前看首长的一举一动，我只关心首长的身体情况，生怕出什么问题。首长回来后，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阿金，怎么样？我好不好？”直到我连声说好，她才像个小朋友似的笑了起来。
魅力宋庆龄
定价：35元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